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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5-17 02:20 点击:
今年的情人节赶上春节,状态满满地进入上班的节奏,让我们穿越到30年前,看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与夫人的爱情故事。 今年2月,何家弘教授与夫人在海南三亚庆祝了结婚35周年。 □ 何家弘 “五彩人生路”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华大地,我刚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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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情人节赶上春节,状态满满地进入上班的节奏,让我们穿越到30年前,看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与夫人的爱情故事。

今年2月,何家弘教授与夫人在海南三亚庆祝了结婚35周年。

□ 何家弘

“五彩人生路”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华大地,我刚好小学毕业。1969年,我稀里糊涂地初中毕业后,就响应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带着革命激情离开北京,来到黑龙江省的“北大荒”,开始了艰苦漫长的农场生活。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所以我要比别人更加自觉更加努力地接受劳动改造。那时,我既有革命的理想也有个人的梦想。然而,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使我与理想渐行渐远,一次次坎坎坷坷的人生挫折使我的梦想相继破灭。于是,一个原本朦胧的想法便逐渐明晰起来,转化成我的“文学梦”。

说来惭愧,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青年”,其实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平时连写封家信都挺困难,更别说写什么文章了。但是到了农场之后,连队要开“大批判会”。当时批的是谁我早就不记得了,反正是些“牛鬼蛇神”之类的“阶级敌人”。开批判会就得有人写批判文章,不知道连队领导为什么阴差阳错地选中了我。我当时特“进步”,虽然心里不想写,但还是承担了任务,而且非常认真地找些报纸东拼西凑。没想到我在会上一念,人们都说我“那些小词儿整得还挺地道”。于是,我就成了连队里写“大批判文章”的“笔杆子”,后来又当上了通讯报道员,写作任务越来越多,有时还能脱产半天呢!

写作也大大地促进了我的阅读。我这人本来就挺爱看书的。到兵团以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文学书籍少得可怜。偶尔从朋友手中借到一本比较有文学价值的书还得偷偷摸摸地看。和全国人民一样,我当时看得最多的是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我很喜欢毛主席诗词,于是也开始写革命诗歌,并且向营和团的广播站投稿,有的还被广播站转给了当地的报社。1971年元旦,《黑河日报》居然发表了我写的一首诗。可惜那张样报我在后来的迁徙中遗失了,而且我也记不清那些诗句了,只记得那是一首抒发“兵团战士”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壮志的诗。后来我又写过一些革命诗歌,其中多数就是些句子参差不齐的顺口溜。虽然现在回想起来那些诗里都有些吹牛胡诌的味道,但是当时也挺过瘾的,特别是当我写的诗歌在团广播站的大喇叭里向各营各连广播的时候。再后来,我写的诗词就不太“革命”了,大概是因为我的内心世界发生了从狂热到凄凉的衰变。那些诗词当然是不能发表的,只能供我孤芳自赏,顶多让知心好友传阅。

当高等学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时候,我特别希望能得到上大学深造的机会。我觉得自己是个合适的人选,甚至在内心中狂妄地认为自己是连队里最应该得到上大学机会的人。但是,那个时代有其特殊的价值观念和选拔方式。于是,命运一次又一次地嘲笑了我。我痛苦、我怅惘;我感叹人生多舛;我诅咒命运乖张。但是我不愿向命运低头,我要以我的方式同命运抗争。我的方式是什么呢?思来想去,我决定写小说,写长篇小说。我要用手中的笔写出我对人生的感受,同时也向世人向社会证明我的能力和才华。我每天下地干活儿回来,吃完饭,就趴在炕沿儿上写。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终于写出了一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书名是《当红霞洒满天空的时候》。在那孤独的写作过程中,支撑我的力量就是一个梦——我拿着一本出版的小说,封面上印着我的名字!然而,我只有小学六年的语文功底,仅看过屈指可数的文学书籍,那书稿的命运可想而知。

1977年底,我随着“返城”的大潮回到北京,当上了一名建筑工人。当时我国已经恢复了高考,但我却没有了上学深造的热情。我相信自己能够自学成才,能够成为一名作家。这时的我已经将“当作家”看成我生命中的最高追求!于是,我在工作之余反复修改那部长篇小说,然后四处找老师求教。我得到的评价多为“精神可嘉”。当我终于认识到那部凝聚我数年心血的书稿根本不可能被印成铅字的时候,我感到很痛苦,但我并没有灰心丧气。大概是生活中的无数次挫折已经磨炼了我的韧性。我根据老师的建议,开始写短篇小说。我不断地写,不断地投稿,也不断地石沉大海或换回一些措辞婉转的退稿信。但我仍然锲而不舍,我坚信有志者事竟成。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真是特勇敢特执著。就在那个时候,我的人生轨迹出现了转折。

“情爱主题诗”

我在建筑公司遇到了一个美丽的姑娘。她是公司医务室的医生,出身于中医世家,并且能歌善舞,自然有许多爱慕者。那时在中国大陆,虽然已倡导自由恋爱,但是男女青年“交朋友”往往还属于“地下活动”。我很幸运地得到了“小任大夫”的青睐,携手坠入爱河。但是,我们的“保密工作”不够缜密,先是被她的朋友看出破绽,后来又传到她父母耳中。面对父母的“审讯”,她很快就“招供”了。她的父母得知我的家庭和个人情况之后,坚决表示反对,理由是我配不上她。她是一位各方面条件都令人羡慕的医生,而我只是个家境贫寒相貌平庸的水暖工。但她坚持说我是个非常优秀的青年,并表示绝不与我分手。在几个月的“僵持战”之后,她的父母给出了妥协的条件:假如我能考上大学,他们就同意与我见面。

她知道我所受过的挫折,也很理解我当时的追求。她不想强迫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面对父母的最后通牒,她只好婉转地向我转达了她父母的意思。我默然了。虽然她一再说她并不想让我因为她而改变自己在历尽艰辛之后选定的人生道路,但是我看得出来她在心里是希望我上大学的。那一天,我彻夜未眠,最终决定为爱情放下手中的文学创作,全力以赴参加高考。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我考也是白考。

在1979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我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走进了既拥挤又冷陌的考场。说它拥挤,是因为那年考生云集竞争激烈;说它冷陌,是因为考生都在孤军奋战。这一次,命运终于没有抛弃我。虽然我的数学只考了8分,但总分还是超过了录取分数线。知道分数的那天晚上,我和她漫步在长安街上,直到很晚很晚。我们的心情第一次这么坦然这么轻松,竟然忘记了她那忧心忡忡的父母。他们也知道那是收到考试成绩通知单的一天。他们担心我们俩会离家出走甚至寻了短见!当然,结局是喜剧而不是悲剧。那张成绩单不仅使我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也使我获得了走进她家的“签证”。在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我以无所谓的心态选择了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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